坐在去往衙署的馬車上，吳永麟卻沒有了風花雪月的心情，他想到了一個很微妙的問題，如果自己間接成了明末的張獻忠，自己來到這片土地上到底是對還是錯？

　　公元前310年，由張儀主持，秦國正式修建成都城。
張儀此次建設成都城的标準是：“與鹹陽同制”，意思是說，成都城采用了和秦都鹹陽一樣的規模，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國上下對蜀國的重視。
古人早就說過，‘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
’作為蜀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都後來所遭受的毀滅性打擊，足以讓所有人觸目驚心。

　　第一次毀滅性打擊發生在東晉年間，打開災難之門的人叫桓溫。
在三國魏晉南北朝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時期，桓溫是一個響當當的著名人物。
此人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
其極端心态與不擇手段，幾乎和南宋的秦桧如出一轍。

　　公元298年，北中國大多數地方都遭受了可怕的饑荒和瘟疫。
為了在亂世中存活下來，人民不得不逃離家園，企圖找到一塊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這其中，李特帶領由氐族人組成的一支流民隊伍，從甘肅略陽輾轉來到了四川。
天府之國四川比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的略陽要好一些，至少它不缺水，李冰父子建成都江堰後，四川地區水災明顯減少，李特和其他的流民們慢慢在此地安頓下來。
他們多半以賣苦力或是做小商販的方式，過着半饑不飽的生活，但到底要比在家鄉活活餓死好得多。
三年以後的公元301年，腐敗的西晉政府突然下令要求全國的流民都必須從暫住地返回故鄉。
在執行朝廷的這道命令時，短視而貪婪的益州（就是現在的成都）刺史羅尚認為這是一個天賜的發财機會，于是下令在他的轄區内遍設關卡，當流民從這些關卡經過時，守護關卡的官兵便将他們随身所帶的錢财搜刮一空。
至此，流民們憤怒地發現，當他們在面對北方的饑荒仍然沒有丁點好轉，八王之亂還在繼續，而自己那點可憐的錢财随時可能被羅尚巧取豪奪時，他們要麼在回老家的路上餓死，要麼就是揭竿而起。
流民們在官逼民反的情況下選擇了造反，而領導這些流民造反的，就是那位略陽鄉下的農民李特。
流民起義的隊伍如同滾雪球一樣不斷壯大，此後，李特戰死，其子李雄被推為首領，303年冬天，李雄攻占成都，三年後，在範賢等人的擁戴下，李雄即皇帝位，建國号大成。
因為後來李雄的弟弟李壽即位時，曾改國号為漢，故曆史上把這一政權合稱為成漢。
李雄稱帝後，用簡單而有實效的方法統治益州，當中原的西晉一片民不聊生的慘狀時，經過李雄的治理，益州卻是一派世外桃源的繁榮昌盛。
李雄死後，襲其位的李壽及其子李勢都是荒淫無道的昏君，安定了三十多年的益州重又陷入了亂世的怪圈中。
李雄時期，西晉帝國就已經在多重打擊下滅亡，司馬家族的司馬睿南逃到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一個偏安的王朝，那就是東晉。
當成漢在李壽和李勢父子的折騰下奄奄一息時，經過多年休養生息的東晉已經有了征伐成漢這種割據王國的力量。
公元347年，東晉派出荊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将軍，率兵攻打成漢。
桓溫的軍隊溯長江而上，通過長江三峽進入了成漢地盤，駐守在川東的鎮東将軍李位向桓溫投降。
此後，桓溫留其部将與成漢守軍相峙于樂山一帶，他則自帶一支輕騎晝夜兼程飛赴成都。
在成都郊外，桓溫三次擊敗成漢軍隊，成漢末代皇帝李勢匆忙棄城逃往廣元昭化。
在那裡，窮途末路的李勢聽從了随行官員的勸谏――向桓溫投降。
作為割據蜀中的末代皇帝，李勢最終的命運與劉禅頗為相似：他們同為投降的亡國之君，都被勝利方帶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類的爵位，最後都客死他鄉。
桓溫是東晉名将，也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世說新語》裡記載了他相當多的轶事。
從其中一則轶事裡，我們可以看出這位名将身上的詩人般的浪漫情懷：桓溫北伐經過故鄉時，看到早年種的小柳樹已長至十圍，于是為之流淚，發出了“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感慨。
但是，在對待平定成漢，防止蜀中再次割據的問題上，桓溫一點也不浪漫，完全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
他認為成都由少城和大城兩座互為犄角的城池構成，易守難攻，容易被人利用來建立一個獨立王國。
于是，他下令拆毀了少城，隻留下一座單一的大城。
這是成都在曆史上所遭受的第一次毀城之殇。

　　時間是撫平創傷的最好的醫生，對人如此，對一座城市亦然。
當桓溫以一個政治家的冷酷将成都少城完全拆除之後，人事代謝，江山鼎故，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和重建，到了天下再一次歸于一統的隋朝時，成都呈現出一派比過去更加興旺發達的景象。
在李白和杜甫的唐代，作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的城市面貌又一次被刷新，那就是羅城的修築。
878年，唐朝皇帝――是時為唐僖宗――批準了高骈修建羅城的請求，其情其景，就好像唐僖宗未蔔先知地預測到了自己将在三年後由長安奔赴成都避難一樣。
這座名為羅城的新城，它以張儀所築的秦代成都城為核心，再向四面擴展，不僅将秦城完全包容于内，還新開拓出巨大空間，以供此前已顯得非常擁擠的市民能夠有更多的地方建房造屋。
羅城周長為二十五裡，相當于秦城的兩倍。
更為重要的是，羅城将原來流經城西繞城南東流的郫江改道，由羅城之北繞城東南流，從而利用岷江的這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完整的環狀護城河。
同時，原有的郫江河道仍然予以保留，将其從城中由西北向東南劃過并與此前開挖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連，成為市民的飲用水源。

　　成都遭受第二次毀滅性打擊是宋元交替時期。
衆所周知，宋太祖懲五代時期軍人擁兵自重而威脅國家安全之訓，将宋朝設計成了一個以文官為主體的由皇族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國家。
軍事上軟弱之時偏偏又列強環伺，因而長期采用金錢換和平的辦法，雖與周邊異族政權不時有摩擦，但總算維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對和平。
但到了北宋末年，北方林子裡騎馬射箭的女真人牧馬南下，徽宗和欽宗二帝被擄，康王趙構南逃杭州再續大統，是為南宋。
與北宋相比，偏安的南宋更加弱勢。
在南宋和金，以及後來滅了金的蒙元的對峙中，地處長江上遊的四川這時已不再像唐朝那樣是安全而穩定的後方，而是陰差陽錯地成了前線。
由于蒙元和南宋都意識到四川的重要戰略意義，因而雙方對這一地區的争奪便空前激烈，順理成章的後果就是，四川，尤其是作為中心城市的成都，它罹禍的頻率便超過了此前的任何一個時代。
即便是南宋末期，南宋方面出于種種考慮，主動放棄成都，将兵力壓縮到川東一線，以确保長江中下的安全。
按理，這時的成都應該是安全的。
但事實恰恰相反：南宋軍隊的襲擾和不服蒙元統治的成都民衆的反抗，都使蒙元方面大為光火。
這一時期，毀城和屠殺便是成都不斷遭受的宿命。

　　成都遭受第三次毀滅性打擊發生在明末清初張獻忠據蜀期間。
1644年八月初五，張獻忠兵分兩路，步、騎兵由資陽出發，水軍從洪雅和新津出發，兩軍相繼抵達成都城下，天府之國首府成為一座危在旦夕的孤城。
明軍總兵劉佳胤率軍出戰，一戰即潰。
兩天後，成都失守。
不久，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建國大西。
在張獻忠占據四川的一年多時間裡，這個以嗜殺著稱的草莽英雄，随着他在幾支互相對峙的政治軍事力量中的越來越趨于劣勢，于是對他治下的這片土地和人民采取了瘋狂的報複。
這就是著名的張獻忠屠蜀。
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和破壞，使得原本富庶的四川人口銳減，城市要麼被他毀掉，要麼則因人煙稀少，年久失修而漸漸成為草木繁盛的荒野。

　　張獻忠經營四川，全賴嚴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氣氛。
大西政權的律法極為嚴苛，實行連坐法，一家犯罪，株連九家。
一旦犯罪，輕的被割耳割鼻、砍斷手足，重的斬首、淩遲，甚至效法朱元璋實行“剝皮填草”的酷刑。

　　為防範間諜，限制百姓行動、言論自由，在成都各門嚴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須呈報姓名、事由，以及歸期，如果逾期不歸，這人的家眷及鄰居都要被處死。
張獻忠還派出幾千名密探，裝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查探，如果發現誰家夜裡私語時說到張獻忠，就用炭在這家的大門塗上記号，天亮時再抓捕審問。
在“大西政權”末期，因無法對郊野民衆實施有效的特務統治，張獻忠甚至認為，住在山野間的都是意圖不軌的叛逆，會給敵軍做“帶路黨”，要一律剿滅；而城中百姓則是良民。
故在四川實行了“除城盡剿”的策略，對郊外百姓“不論男女老幼，逢人則殺”。

　　在經濟上，大西政權财政高度依賴暴力“打糧”。
大西政權禁止民間持有金銀，私藏超過一兩，誅殺全家，達到十兩，就要剝皮。
即使是建立了政權，張獻忠也沒有實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稅的制度，而是憑借沒收财産和“打糧”籌集軍饷和政府支出。
地主和富戶被搶光後，“打糧”的對象就成了普通百姓。
可以想見，張獻忠那所謂“千船沉銀”究竟沾了多少皿。

　　大西政權高度防範、仇視知識階層。
張獻忠對開科取士非常感興趣，每攻占一地，即舉行科考，強迫當地所有讀書人參加。
張甚至親自出題閱卷，但對錄取的知識分子，張并不任用，而隻用虛職将他們控制起來，防止他們回到地方上聚衆“作亂”——所以，張的科考，錄取率非常高。
大西政權末期，張獻忠甚至還假借實行科考的名義，在大悲寺一舉屠殺了5000多名士子。

　　張獻忠據蜀晚期，當他意識到天下事已不可為時，他一面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大殺軍民：成都人被騙至城外，“無罪百姓齊遭慘殺，息靜無聲。
真是屍積如山，皿流成河，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
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面下令毀掉成都，《聖教入川記》記錄了當時在四川傳教的歐洲傳教士的親曆：“複令将全城四面縱火，一時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樓台亭閣，一片通紅，有似火海。
大明曆代各王所居之宮殿，與及民間之房屋财産，均遭焚如。
轉瞬間，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燼，實屬可惜。
欲恢複舊觀，非數千萬銀兩不可”。
蜀王府門前有兩根盤龍石柱，高達丈餘，系後蜀時所立。
為了燒掉它，張獻忠令人用棉紗等易燃物緊裹數十層，再浸上菜油，三天後等油都浸透時再引火，烈焰沖天，石柱在燃燒一晝夜後倒塌。
數十年後，一個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從舊日的蜀王府前經過，昔年的歌舞歡場，此時已是一片空曠白地，隻留下了皇城和禦河橋這樣的地名而已，撫今追昔，詩人感慨萬千，賦詩雲：蜀王宮殿已成荒，一帶修篁傍女牆。
惆怅當年禦溝水，蟬聲猶自噪斜陽。
由于成都被破壞得實在不成樣子，清朝掃清天下後，不得不将省城移駐于川北小城阆中，時間長達十多年。
要一直等到17世後期，随着湖廣填四川，大量移民的先後進入并繁衍生息，成都才開始慢慢地恢複了元氣。
有清一代，成都城市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今我們還能看到的不多的老建築，大多也屬于清朝時期的――換言之，清朝以前的建築，基本上已經蕩然無存了。
這座令人感慨萬千的滄桑之城，總是輪回似的不時遭遇滅頂之災。
經過明清交替的屢次折騰，尤其是張獻忠發瘋般的作賤，作為清朝從明朝手裡接過的遺産，成都城就是一片地地道道的廢墟。
哪怕明清易代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當四川巡撫張德地于康熙三年，即1664年到成都時，他眼見的這座“城市”讓他震驚――與其說是省會，不如說是一個邊遠的村落：“城鮮完郭，居民至多不過數十戶，視其老幼，鹄面鸠形，及至村鎮，止茅屋數間，窮赤數人而已。
”而在此之前，成都城這片廢墟中，草木叢生，遮天蔽日，成為野獸出沒的莽莽林子。
有人在破破的城樓上，一天之内即看到十餘隻老虎在城門洞裡走來走去。
顯然，清政府必須在廢墟上重建一座規模浩大的新城，這一工程過于浩大，乃至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曆時百餘年方才宣告結束。

　　明朝初年，成都城的重建範圍僅限于宋代成都城的遺址，因此明代成都事實上隻相當于幾百年前的宋代成都。
但清代的重建，其規模則遠遠超過了明代成都和宋代成都，其中最重要舉措，則無疑當數滿城的興建。
按清朝統治者的設計，漢族和滿蒙應該分而治之。
出于安全和隔離的考慮，成都便在成都大城之西新修了一座号為滿城，又稱少城的新城。
方圓達十裡的滿城，所居人口甚少－－人口最多時期也不過兩萬多，因而樹木蔥茏，風景優美，川西民居與北京四合院在這裡和諧相處，到處是面積龐大的池塘、樹林和菜園子。
以居于少城南隅的将軍衙門為中心，從南至北一條大道貫穿滿城，這條大街就是現在的長順街。
大街兩側依次排列若幹東西走向的胡同，按照黃北、白東、紅西、藍南的方位安置八旗甲兵。
這座自成體系的城中之城，是種族歧視政策的産物，它地位特殊，就連身為封疆大吏的總督也無權管理過問，漢人更是嚴禁入内。
有資格在城内居住者悉為滿族和蒙古族，他們之間也等級森嚴，官兵職務世襲，所有子弟皆不事生産，由國家按月發放優厚的生活費。
入民國後，這座城市顯然已經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1913年，滿城與大城之間的城牆被折除，滿城與大城都成為成都城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清朝，在這個離我們最近的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成都的城市建設除了面積劇增和新建滿城兩點之外，還有一點就是修複了大量業已殘破甚至淪為廢墟的名勝古迹。

　　曆代成都城的興與毀，建與拆，既是動蕩中國所賜予它的宿命，也是它作為一座中心城市的必然擔當。
讓人欣慰的是，盡管多次遭到全城性的徹底毀滅，但在其後的每一次重建中，建設者們都不棄不離地選擇了原來的地址，而沒有誰考慮過要将它搬遷它處。
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當初張儀所選定的城址，它的确是一個最具競争優勢的、宜于人居的風水寶地。
居住在這塊風水寶地上的成都人，他們的性格特征，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同治年間，就有一個很精準的評價：“俗不愁苦，尚侈好文，民重蠶事，俗好娛樂，居給人足，以富相尚，土地沃美。
人士俊乂，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身；人多工巧，绫綿雕镂之妙侔于上國。
地大而腴，民勤耕作，無尺寸之棄，歲三四收；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文，俗不溺女。
八旗冠婚喪祭，滿州蒙古各遵祖法，節文雖異，皆不逾禮；宗族婚姻，頗相親睦；交遊重義，酬答必豐；其俗簡約，不尚華靡；其人憨直，不好私鬥，巧于樹藝，亦習詩書，騎射最精，果勇善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