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檗的手筆其實就是圍魏救趙，利用趙家宗室子弟在趙佶哪裡預先設下了一張王牌。

　　宗室子弟是什麼？
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可不可以攀上高枝？
如《紅樓夢》中的阿貓阿狗都能不能沾親帶故，天潢貴胄一把？
事實上曆朝曆代可有嚴格的規定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漢朝皇族為彭城“劉氏”，始于漢太祖劉邦，沛縣豐邑中陽裡人士。
漢朝推行封國制，劉姓諸侯分封于全國各地。
封國包括王國和侯國，這種兩種并行制又稱“郡國制”。
七國之亂後，漢武帝承襲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頒布“推恩令”，容許諸侯把王國的土地分封給他們的子弟，使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裡”，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根據漢代法令：隻有天子之子才配稱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繼承王位，其餘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繼世為侯，其餘諸子皆無封号。
如此幾代之後，所有（皇帝後裔）就會變得與尋常百姓無異，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權勢，則不免要躬耕度日。
這才有了賣草鞋為生的劉玄德劉備。

　　晉朝皇族為河内“司馬氏”，始于三國時期的曹魏世族。
世祖司馬炎由魏元帝禅讓，代曹魏，立司馬晉。
曹魏時代，曹爽當政時，有者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諸王，政權可能轉入他姓之手。
之後，司馬氏果然奪取了曹魏的政權，這事在司馬氏皇族中很有影響。
因此，西晉建國初期，泰始元年（西元266年），晉武帝恢複了古代的分封制，封二十七個同姓王，以郡建國。
晉武帝制定的王國置軍制度，将封國分為大、次、小三等，不同級别可置不同數目的軍，但各王無地方行政權。
後來又讓諸王出任地方都督，諸王多少有了行政權力，又有了數量可觀的軍隊。
之後不斷擴大宗室諸王的權力。
諸王可自行選用國中文武官員，收取封國的租稅，如此一來，多位王掌握了封國的軍政大權。

　　隋朝皇族為關隴集團成員之一的弘農“楊”氏，始于隋文帝楊堅，華陰人（華陰漢時屬弘農郡，弘農因之成為天下楊氏的郡望），是西魏随國公、北周柱國、大司空楊忠之子，漢太尉楊震十四世孫。

　　唐朝皇族亦為關隴集團的成員隴西李氏，人又稱“馳李”。
因起府于太原，又稱太原“李”氏。
始于唐高祖李淵。
李氏皇族與隋朝楊氏皇族有密切關系，李淵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

　　唐朝宗室與漢代宗室在許多重要方面存在差異。
第一，盡管唐代起初也像漢代那樣将皇子們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8世紀初期，諸王及其子孫都被遷到了首都，安置在十個王宅和一百個孫院裡。
但這些宅院的使用時間并不長，安史之亂後，王宅沒能繼續維持。
但這為後來曆朝曆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開創了一個重要的榜樣。
第二，670年，唐代設置宗正寺，這是第一個專為監管宗室事務而建立的機構，後來曆朝都有這樣的監察機構，清朝的為宗人府，專門管八旗子弟等漢人之外的官司。
第三，漢代的宗室，如果不能繼承王、侯之爵位，實質上便與常人沒什麼差别；與漢代相比，唐代根據喪禮的五服，為宗室成員創制了宗正寺掌管下精細的五等制。
這裡額外說一下那些被唐朝賜給李姓的功臣，這些受賜者也是被包括在皇家的族譜之内的。

　　宋朝皇族為涿郡“趙氏”，起于宋太祖趙匡胤。
太祖趙匡胤将父親趙弘殷所生的五位親兄弟全部封王，趙弘殷長子光濟封曹王、次子匡胤即宋太祖、三子光義封晉王（即宋太宗）、四子光美封魏王、五子光贊封岐王。
曹、岐二王早逝無後，趙匡胤親寫禦書将在世三兄弟鼎分三派各立玉牒十四字、以别源流、以示子孫、雖至疏遠、亦知昭穆、不失次序、并囑‘吾族無親疏、世世為缌麻’。
這三派子孫根據宋太祖所定各十四字輩、循環不息地命名，至今仍保留此傳統。

　　趙普所作的《禦制玉牒派序》與太祖《大訓》在同一天。
裡面的一首42字的詩包含了這十四字：若夫元德允克，令德宜崇，師古希孟，時學光宗，良友彥士，登汝必公，不惟世子，與善之從，伯仲叔季，承嗣由同。

　　元朝皇族為蒙古乞顔（起延）部，元代譯為孛兒隻斤氏，清代又譯為博爾濟吉特氏，源于成吉思汗鐵木真，奇渥溫姓。
在清朝時期，由于滿蒙聯婚，後宮中有許多後妃皆出自此家族，如清太祖之壽康太妃；清太宗之孝端文皇後、孝莊文皇後、敏惠恭和元妃、懿靖大貴妃、康惠淑妃、太宗側妃；清世祖之世祖廢後、孝惠章皇後、淑惠妃、恭靖妃、端順妃；清宣宗之孝靜成皇後。

　　明朝皇族為“朱”氏皇族，本貫源自沛郡朱氏。
後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之父遷鳳陽，故又稱鳳陽朱氏。
由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和親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一字為一世。
子孫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雙名，以上一字為據，其下一字則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為序，惟靖江王不拘。
明朝規制，皇子封親王，授以金寶、金冊，親王子封郡王，授以鍍金銀印、銀冊。

　　清朝皇族區分為宗室、覺羅。
由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父顯祖塔克世起算，太祖及其兄弟以下子孫稱“宗室”，腰系黃帶子。
塔克世之叔伯兄弟支系則稱為“覺羅”，腰系紅帶子。
革退宗室者系紅帶，革退覺羅者系紫帶。

　　有宋一代，怎樣使用或者不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所有當政者與生俱來的麻煩。
厚待親族，培養有經驗而能幹的皇帝，使帝位的傳承和平的進行，避免對抗和兄弟相争，前朝玄武門之變讓趙家人警醒，而這幾大需求又互争雄長，想要彼此調和，即使不是絕無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

　　太祖建國之後并沒有仿效漢代以及後來明朝的做法，将宗王派到他們自己的封地上去，而且，他還使用最親近的家人掌握重權職位。
後來的太宗擔任開封府尹多年，在皇帝頻繁的親征期間，負責首都事務。
973年，他被封為晉王，獲得高于宰相的禮儀待遇。
他的弟弟匡美以同樣的原因先後擔任興元府（利州路治所）和京兆府（唐朝的首都，永興軍路治所）的府尹。
同一年，太祖諸子中唯一成年的德昭繼匡美之後任興元府。

　　太宗燭影斧聲繼位之後，很快提升了廷美（按“金匮之盟”的約定，宋太宗趙匡義應該将皇位傳給其弟趙廷美，但趙匡義登基後，隐匿“金匮之盟”的内容）和德昭（太祖之子，後來諸多小說中提到的八賢王是他的兄弟德芳，别弄混了）。
廷美被任命為開封府尹（太宗以前的職位），先封齊王，又封秦王。
德昭接替廷美任京兆府尹，封武功郡王。
太宗還賦予兩人在朝會死列班在宰相之上的榮譽。
隻不過，接下來兩人的結局卻很悲慘。

　　979年，在宋與契丹争奪幽州（河北）的戰鬥中，太宗要撤回首都，又怕敵人阻擊，隻帶了小股随從秘密離開大營。
當夜，人們發現皇帝不見了，謠言開始在不滿的軍隊中流布，要立德昭為帝，太宗後來聽說後大為不滿。
軍隊回到首都後，因為遠征軍以慘白告終，太宗遲遲不肯論功行賞。
德昭提出疑問，太宗大怒，嘲弄他說：“要是我這個位置讓你來幹，論功行賞就不會那麼久了。
”恓惶的德昭當夜回到自己家後，割喉自盡。
太宗正史上的記載是，他跑到屍體邊，大哭道：“癡兒，你怎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他當時到底是真的悲傷還是假惺惺，這就不清楚了。

　　廷美的遭遇更為複雜。
982年夏曆三月，太宗接到密報說他弟弟和一小批軍官密謀造反。
他自诩不願太過無情，于是隻将廷美調離開封，改任京兆尹。
至于廷美的合謀者則遭到降職處分，一一被流放。
不久，趙普複任宰相，他報告說廷美密謀殺害太宗，這一次是和兵部尚書盧多遜等人。
74名大臣廷議，主張處死所有的謀反者。
但是太宗隻是流放了盧多遜，幽禁了廷美，處斬了6名謀反者。
廷美的兒子、女兒、女婿都受到了降級的處分。
廷美抱怨自己的命運，結果被流放到湖北，很快就病倒，死在當地。
太宗對他的死感到悲傷，給了廷美死後的哀榮，但是言語之間任然相信他有罪且不知悔改。

　　這些陰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太宗構成了威脅，已經難以得知。
現在的學者們普遍認為，是趙普翻雲覆雨的手腕決定了廷美的命運，因為，衆所周知趙普反對兄終弟及，為什麼到了太宗這裡卻自相矛盾，也不得不說趙普這人秉性好不到哪裡去。
具有皇位繼承權的德昭，廷美被排斥出政治權利的中心，是皿腥政治的必然節奏。

　　清代學者王夫之，曾經在《宋論》這本書裡面對趙普這人做過精彩的叙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字而農，号薑齋，晚年居住在衡陽石船山，故又稱“船山先生”。
王夫之在明代滅亡之後隐居治學，著書多達一百餘種。
清晚期的重臣曾國藩極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衆多著作得以彙聚流傳。
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張子正蒙》《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鑒論》《宋論》《黃書》《噩夢》《楚辭通釋》《詩廣傳》等，《船山遺書》所收共七十種三百餘卷。

　　一個王朝的興衰，總是由善惡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惡者之惡，不從長遠的曆史進程上看，隻看一時一事，是不能真正認識到它的作用的。
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惡者是錯誤的措施與制度，而這都是由特定的人來完成的。
所以史論所評隻能以人為中心，以事為樞紐，而根本的着眼點就在于這些人與事對這個王朝命運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決策、措施從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規者，在王夫之看來，宋太祖是最值得稱贊的。
他說太祖為後世子孫定下三條戒律，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要進殿，在刻着三條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讀，這三條戒律是：保全後周皇帝柴氏的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
王夫之說，有這三條，“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這三條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
”而要做到這三條，不用求别人，隻需求自身就夠了。
隻要自己心裡相信并遵守這三條，就能使“治德蘊于己，不期盛而積于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有了這三條，王夫之認為宋就“轶漢、唐而幾于商、周”。
漢代的文、景之治，再傳而止，唐代的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太祖從建隆年間改變了五代的亂世，讓人民過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甯時才逐漸趨向衰弱，所以說超過了漢、唐而接近商、周。
他認為這不僅要靠子孫的賢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漢光武以外，要講帝王的美德，沒有人能超過宋太祖。

　　太祖用三條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後幾代帝王還能遵守，但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就開始出現不少議論，到神宗熙甯時期就因為要進行變法，從而逐步舍棄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國精神，使太祖治國的德意逐漸泯滅。
王夫之認為宋王朝的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的生死之機、風俗的淳澆之原，就在這裡，後來的帝王不明白這樣一個至為簡潔的道理，從而使宋朝的國運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總結太祖的治國之道就是三點：簡、慈、儉。
内心沒有分歧幹擾，所以行動上就會簡。
用簡明的政治來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
用簡明的政治來行儉，儉就不會引起官吏的貪吝。
孔子說的“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漢文帝、漢景帝沒做到，宋太祖卻差不多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