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戲諸侯，指西周時周幽王，為褒姒（bāosì）一笑，點燃了烽火台，戲弄了諸侯。
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
幽王很高興，因而又多次點燃烽火。
後來諸侯們都不相信了，也就漸漸不來了。
後來犬戎攻破鎬京，殺死周幽王，後來周幽王的兒子周平王即位，開始了東周時期。
烽火本是古代敵寇侵犯時的緊急軍事報警信号。
由國都到邊鎮要塞，沿途都遍設烽火台。
西周為了防備犬戎的侵擾，在鎬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陝西臨潼東南）一帶修築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幾裡地就是一座。
一旦犬戎進襲，首先發現的哨兵立刻在台上點燃烽火，鄰近烽火台也相繼點火，向附近的諸侯報警。
諸侯見了烽火，知道京城告急，天子有難，必須起兵勤王，趕來救駕。
烽火戲諸侯隻不過是西周滅亡的催化劑，加劇了它的滅亡。
就算沒有烽火戲諸侯，西周早晚也會在其他事件中滅亡，無法挽回，烽火戲諸侯隻是一個機遇而已，隻要天子失信的話，諸侯就大有依借失信，自大，争霸。
在未烽火戲諸侯之前，各家都隻是暗地裡擴大而已。
當時政權已經搖搖欲墜，烽火戲諸侯隻是一個引子，由量變到質變的一個誘因。
如果不發生這件事，也還是會有其它誘因的。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
）
作為蕃衛的邊關重鎮理縣，自從譚守禮那次貿然進攻黑水部的吐蕃人大敗而回後，譚守禮便在理縣最容易把信号傳出去的地方建起了烽火台，自從永康軍出關去攻打飛鳳寨之後，廂兵這批官匪，因為一批遠道而來的吐蕃人，譚守禮破例讓這些廂兵進入了關内，當頻繁發出的烽火讓守城的兵士在城郭中疲于奔命，最後卻根本沒見到嚴陣以待的敵人後，所有人對于城牒上久不久冒出來的濃煙也開始變得懶洋洋的，諸如廂兵這些人，他們往往隻會若無其事往天空瞪上一眼，便再次如一隻蝸牛龜縮在背上的堅殼中，該幹嘛繼續幹嘛。
（烽火大部人分人第一印象覺得肯定是用的狼的糞便點的狼煙，畢竟各種小說鋪天蓋地都是這樣描繪的，可能和狼煙四起這個成語有關，如果真的是這樣，萬裡長城萬裡長，烽火台上的信息傳遞，得需要多麼龐大的狼隊來提供啊。
其實狼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強的，燒狼糞就像是燒羊毛氈，冒出的煙是淺棕色的，比幹柴堆冒出的煙還要淡。
烽火到底用的什麼燃料？
用的是柴薪。
荒漠上生長着胡楊、紅柳、羅布麻、芨芨草、白茨、駱駝草、甘草、旱蘆葦、梭梭等，這些都可做燃料。
以幹柴引火，續以濕柴，濃煙就會滾滾而起，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烽火。
）
譚守禮也嗅到了一種不尋常的氣味，這是他浸淫官場這麼多年的一種直覺，這些年鬧變法鬧得不行，老子神宗趙顼變法，兒子哲宗趙煦不變了，複辟，從此以後，支持變法的人稱元豐黨人（元豐是神宗年号），反對變法的為元祐黨人。
此後反反複複，到了徽宗趙佶這裡，記得蔡相專權時，他做了一件創舉，将立碑刻石這件國人喜聞樂見的事翻出了新花樣，也是士大夫政治生涯大起大落颠沛詭谲的真實寫照。
那時候元祐群臣貶竄死徙也沒剩下幾個了，但蔡老頭仍不解氣，列名百二十人，其中有司馬光、蘇轼、蘇轍、呂公著、呂大防等，等其“罪狀”，謂之“奸黨”，立碑于端禮門，由端禮門可至文德殿，文德殿為衛朝常朝殿，每日上朝，文武百官都可見此碑。
另外，元符末因日食求言，當時應诏上書不下數百本，蔡老頭及其黨據此将之定為正與邪各上、中、下三等，範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不得同州居住。
端禮門之黨人碑蔡老頭請了徽宗禦筆，他又自書“奸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讓他們千秋萬代臭下去，這便是著名的元祐黨人碑。
改革初期，大家什麼事都幹着别扭，一件小事折騰半年。
變法黨人王安石他們，按着強化國家權力的思路做，動靜忒大，不僅折騰官場，而且折騰百姓。
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覺不如不變。
皇帝不換，這老兒自己決定的變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換，老子死了，兒子上台，之前的變法就可以被推翻。
弗洛伊德說，兒子都有仇父情結，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錯。
孔子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然而，老子喜歡的，不論是人還是政策，兒子必定不喜歡。
所以，老子的寵臣，必定會栽在兒子的手上。
于是，反變法的複辟黨上台。
然而，複辟黨司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絕，盡廢新法。
哪兒有這個道理呢？
舊法要是十全十美，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變？
政治效率怎麼會那麼低？
歸攏在反變法這邊的某些人，比如蘇轼，其實對王安石變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還是認同的。
隻是，人家就是要把他歸在複辟派裡，他也就隻好做元祐黨人了。
衛朝後期，複辟派整體上不吃香，所以，在一個短暫的元祐年間過後，複辟派就一直倒黴。
蘇轼就被貶了又貶，一直發到海南島的儋州，相當于到天涯海角了。
幸虧他看得開，活得久，終于盼來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壽了。
他當然想不到，死後居然還要被人折騰，名字刻上石碑，讓他遺臭萬年。
但是，各個州縣刻碑的時候，出過一點小麻煩。
當時文化市場發達，元祐黨人中，蘇轼、黃庭堅這些人早早成名。
在世的時候，就可以靠寫字作畫賺稿費了。
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經過市場的傳播，即使販夫走卒也知道這些人的大名。
他們的字畫招人喜歡，文章也有粉絲，而且是鐵粉。
蘇轼流放期間，之所以能活得不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走到哪兒都有粉絲。
粉絲們可不管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錯誤，該喜歡就喜歡。
合影是沒辦法了，但讨幅字兒、求首詩，卻是家常便飯。
當然，字畫和詩都不會白作，銀子和酒肉，甚至還有美女，滾滾而來。
政治挂帥，階級路線什麼的，在那個年頭，人們還沒有概念。
盡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歡的人，卻未必一定會全體共誅之，全國共讨之。
蔡京要刻元祐黨人碑，要找刻工，這些刻工有些是刻過蘇轼和黃庭堅詩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
九江這個地方有個刻工，名叫李仲甯，手藝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黨人碑。
他說，小人家貧，靠刻蘇學士和黃學士的詞作得以飽暖，現在要以奸人為名，将他們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長安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說，非刻不可的話，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雖然人們總是說，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盡為讀書人，不相信勞動人民一定會比讀書人道德高尚。
底層的百姓，每每彎子轉的沒有讀書人那麼快，想不通的時候肯定是有的。
什麼叫作好人，什麼叫作壞人，他們自己也有一個标準，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準不怎麼一樣。
黨人碑刻完之後，雖說遍立各個州縣，但偏偏理縣這個地方，譚守禮卻沒有刻所謂的黨人碑刻，隻是四處張貼了一些榜文而已，本身理縣這窮山惡水的地方刁民就多，匪患更是數不勝數，上級官員并不敢實地進行堪輿。
而且地方上的文人抵觸情緒高漲，譚守禮作為蘇東坡的忠實粉絲，他自然不允許任何人污蔑他的政治偶像，在理縣這事便不了了之了。
他雖然不知道數年之後蔡相倒台遭貶，一路上沒人給飯吃，被活活餓死的結局。
他這一步不畏權勢的虛與委蛇，至少在彈丸之地的理縣的士大夫中獲得了高度的贊譽，也可以說是他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