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楷、趙子淔帶領的船隊走的是迄今還能正常運作的隋炀帝楊廣開鑿出來的大運河的通濟渠段，隋炀帝修隋朝大運河分為四條：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運河。
通濟渠是從闆渚引黃河水，注入淮水。
隋炀帝當時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
通濟渠分為三段：西段自東都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東循陽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黃河；中段自洛口到闆渚，是利用黃河的自然河流；東段起自闆渚，引黃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
通濟渠東段所經過的路線是引黃河水循汴水故道，入于泗水，注入淮河。
通濟渠也稱之為汴渠、汴水，也就是我們現在經常叫的汴河，是連接黃河和淮河之間的中原渠道，流淌在開封與盱眙之間，由于該渠首連接黃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較大，最容易淤塞。
每年初春，有作為的政府便會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塞長茭，決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
否則，堰口阻塞，黃河水不能引進入渠道，漕運就會中斷。
南宋時，通濟渠河道湮塞，至今已經無運河遺迹可尋。
原因有二：1、南宋時，北方淪陷，南宋統治者為了防金兵南下，破壞了運河上的各種設施，務使金船不能南下。
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泗入淮，奪淮入海，金統治者聽任黃河泛濫，以贻禍南宋。
于是淮水流域一帶，遂常鬧水災。
淮河改由運河南流入長江。
通濟渠逐漸淤塞為陸。
2、元朝定都北京，開始開鑿京杭大運河，又開辟了海運，導緻通濟渠逐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救災如救火，從開封出發後，趙楷、趙子淔一行人基本沒有作過多的停留，吃喝拉撒基本都在船上，對于這些大老爺們倒還沒覺得怎麼，隻不過這可苦了柔福帝姬這位金枝玉葉，何況她身着男裝，更是多有不便，為了減少出汗，她基本都窩在船艙内，每天反反複複的玩味着那本未完《西遊記》上的詩詞，時不時作一點小插畫，這日子倒也并不難過。
船行三日，早已過陳留，穿永城，宿州更是曆曆在望。
趙楷之所以還沒識破妹妹的身份，隻因為和趙子淔在船上的棋枰上的方寸之間殺得天昏地暗，如癡如醉，渾然忘我，不知歲月。
這日早已過午時多許，早晨下了一陣蒙蒙細雨，此時雨歇雲霁，溫風如酒，空氣聞起來甜絲絲的，兩岸香果掩映，盛景美不勝收。
船艙内的趙楷和趙子淔酣暢手談完三局，僥幸獲得一場勝利後，兩人中途停下來各飲了一碗酽茶，突聞一陣奇香，兩人這才感覺肚中饑腸辘辘，随從适宜的将剛剛烹煮出來的一條肥魚端到兩人面前，刹那間兩人風卷殘雲，舉箸吞咽，酒足飯飽後，二人對着舷窗外的美景時不時講一番當地的風土人情，方輿紀要，樂得逍遙快活。
和當初在酸棗巷陳東屋子的第一局對弈相比，兩人這幾日相處後去掉了兇中芥蒂，對局顯得越發輕松惬意，對于‘快棋王’趙子淔的路數，趙楷也大抵琢磨出了一些規律，棋枰上的拆解越發得心應手。
更何況陳東引薦的幾個壓船的武師都很得力，分派到各條船上之後，生活照料等一應事情都打理得有模有樣，井井有條，趙楷、趙子淔這才有閑暇每日在船上手談對弈，捉對厮殺。
一路上，趙楷早已事先派了得力幹将去沿途州府打通了關節，對于前來谄媚讨好的官員，趙楷統統避而不見，甚至打照面的機會都不給對方，船首那面金龍旗上，更是寫了‘閑雜人等，一應回避’八個讓沿途官員哭笑不得的大字，原本興緻勃勃前來接風的州府一應官員腹诽不已，被公相蔡京推崇備至的三皇子，怎麼就和他們舀不到一個鍋裡去呢？
“正之哥哥，昨天你說這孕育華夏子弟千古風流的兩條母親河，長江、黃河的源頭在什麼巴顔喀喇山區，一個向北，一個向南，殊途同歸，那我今天就聽你仔細念叨念叨。
”
趙子淔微微一笑，随手從用黑白棋子在棋盤上擺出了一黑一白兩條象征黃河、長江的兩條彎彎曲曲的線條，黃河水比較渾濁，用黑子，長江水相對清澈，用白子，到也相得益彰。
“黃河九曲，夭矯如龍，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沖南下，然後迤逦向東，傾注入海，帶走了萬仞黃土，鋪散在千裡平原。
黃河帶給中原肥沃的土壤，也挾來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難。
如一把雙刃劍，國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
”
趙子淔頓了頓，接着說道：“長江源自巴顔喀喇山下的涓涓細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襲奪金沙江，再流入西蜀接納沱江、岷江、嘉陵江，彙集了藏邊甘青的靈水，始成洪流。
從此，大江東流，在沖破大巴山的攔阻時，奔騰叫嘯，兩岸峰高及天，神女霧掩，巫峽雲遮，藤蘿垂碧，灘險水急。
出峽之後，直瀉千裡，奔入湖廣丘陵湖泊，浩蕩奔放，始成大器。
一路收容湘資沅澧，以及贛江、清江帶來的南方雨流和漢水帶來的中原黃土，星沉平野，月上東山，遠樹近山，江渚沙洲，美不勝收。
自此東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見山影。
過了江甯，遂與海通，廣陵夜潮，石城汐止。
江海相拒相迎，進退之間，或則江水積澱成洲，攔江截流；或則江流沖刷，裂岸崩石。
終于大江傾瀉入海，綠潮緞帶，難掩其迹，百川朝宗，巨海泯合，終成浩渺。
”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天賜之予，你我多一分敬畏之心，總是好的。
隻是...”趙子淔欲言又止，用眼睛掃了一眼端坐在自己面前的趙楷，在觀察他臉上的表情，不知道接下來來的話該不該說出去，對于運送的是何物，他這個當監當官的，都三天了居然完全不清楚，這也太說不過去了。
“正之哥哥，你我之間在這寸履之地，難道還有什麼不可以談的？
”
趙子淔心一橫，鼓起勇氣說道：“那我就實話實說了，說錯了，你也别往心裡去。
如果你現在讓我下船走回頭路，我也絕不說一個‘不’字，心裡更不會嫉恨你一丁點。
”趙子淔一本正經的盯着同樣斂眉嚴肅下來的趙楷，又道：“從這裡走水路運糧到成都，一路費糜，未免南轅北轍，得不償失，畢竟這糧食原本就是從東南六路花了大力氣運回來的。
我們這樣舟車不停行船下去，人即使僥幸沒事，糧食十之存一二恐怕都很難。
”
趙子淔笃定的這麼說，自然有他的依據的，畢竟當了許多年的監當官，漕運、錢糧幾乎沒人比他更清楚的了。
當朝政府對于江淮物資的北運，也像前朝裴耀卿和劉晏改革漕運時那樣，采取分段運輸的辦法，即轉般法。
這時首都與經濟重心的江淮的距離，遠較唐代為近，但因集中的軍隊較多，對于糧食的需要卻特别的大。
在另一方面，運河的水主要來自黃河，因受冬日黃河水幹的影響，每年自三四月起隻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淺而不能航運。
運河每年既然隻有二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可供船隻航行之用，政府對于江淮巨額米糧的北運，便隻好盡量利用這半年可航的時間。
此外，運河河水的深度又沒有長江那樣大，不能像長江那樣航行重船。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要想運河充分發揮運輸的效能，轉般法寶是最合适的辦法。
當日東南六路上供的米糧，每年都由各路轉運司按照規定的時間分别運送到真（今江蘇儀征縣）、揚、楚（今江蘇淮安縣）、泗等州的轉般倉，由發運司負責收受。
這些貯存于各州轉般倉的米，等到運河水長，可以航行的時候，便由發運司用船加緊運送往汴京去。
發運司備有巨額的錢，在平時用作籴本來購米貯藏，以便各路轉運司萬一沒有按照規定時間把米運到時，代替來運往汴京，以免錯過了運河可航的時間。
這些預先貯藏好的米，發運司多在農産豐收的時間和地點來收買，以便農産歉收路份用錢代替來繳納；故無論在時間上，或是在空間上，它對于糧食供求的調節都有很重大的貢獻。
此外，因為政府實行食鹽專賣，淮南沿海出産的鹽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荊湖及兩浙等路來此的船隻，把米卸下後，裝鹽運返各地銷售；這比諸空船回去，自然要經濟得多。
說到在運河上來回運米的漕船，發運司常常備有六千隻。
每船載米三四百石，一年往返三四次（大約由楚泗州起程的船每年可運四次，真揚則隻三次）。
除船夫沿途食用以外，每船一年運抵汴京的米約共一千石，合起來則六百萬石。
這許多在運河上來回行駛的船隻，如果要講求效率，不能夠沒有組織。
當朝初政府以船十隻組成一運輸隊，稱為“綱”，由使臣或軍大将一人負責押運。
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初，為了防止官物的侵盜，發運使李溥把三綱合并為一綱，由三人押運；三人互相合作，管理自可較前周密。
再往後，到了熙甯二年（1069—1070），因為漕運吏卒常常營私舞弊，薛向遂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便互相督察，杜絕流弊。
至于沿途漕運吏卒所消耗的食糧，雖然可以取自船中所運的米，但卻不許各船自由燒火造飯，在每一綱中，隻有押綱廚船可以造飯來給大家吃，其餘各船都不準動火，以策安全；因為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火災，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盜米。
至于漕運人員可以吃用他們船中所運的米，因為要避免沿途住滞，船在江上走，米糧容易受潮，久了更容易糜爛，為了趕時間，自消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就大體上說，運河每年的運米額，以六百萬石的時候為多，有時更減至五百五十萬石。
此外，運河每年北運的其他物資，如金、銀、錢、帛、茶及各種軍用品，數量也非常之大。
南方各地，除供米的東南六路外，四川因為距離較遠，每年經長江及運河運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為主；廣南東路因為是對外貿易要港的所在地，每年北經贛江、長江及運河輸送至汴京的物品，則以金、銀、香藥、犀角、象牙及百貨為主。
這許多物資都構成了中央政權賴以存立的經濟基礎；而它們所以能夠由南方大量運抵中央，運河實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經運河向北輸送的巨額物資，不獨用來養活在汴京駐防的數十萬軍隊，和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費用，其中一部分又再向北轉運往河北、河東（相當于今山西省）及陝西等路，以滿足當日國防上的需要。
因為當朝外患的威脅，來自北方的契丹，和西北方的大夏，而上述三路适當其沖，故政府在這些地方都配備了重兵，以維持國家的安全和獨立。
兵多了，軍費的開支大為增加，絕非當地賦稅收入所能應付，故政府不得不把一部分由運河北運的物資轉運往上述三路，以供應那裡因駐軍的增加而起的龐大的需要。
在三路中，河北與運河的交通較便，在那裡因防禦當日最大的外敵（契丹）而駐屯的軍隊又較多，故由江淮沿運河北運的物資，多輸送到那裡去。
此外，在山東方面，當發生糧食恐慌時，政府也常把由運河北上的江淮米糧轉運前往接濟。
總的說來，運河自唐末起曾經長期廢棄不用，其中一部分甚至潰決變為污澤；其後到了後周顯德年間，世宗平定淮南，打通運河，并加以開浚，才奠定了運河複航的基礎；及當朝開國，運河遂重新成為連系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經濟重心的南方的大動脈。
當朝立國的政策，因欲避免唐末五代藩鎮之禍，以中央集權為主。
因為實行中央集權政策，政府須集重兵于中央，以提高中央的威望。
中央駐兵既然很多，對于糧食的需要自然增大。
為着要供應巨額的糧食，政府不得不放棄建都于形勢險要而漕運不便的洛陽和長安，而以處于運河旁邊，南方米糧較易大量運到的汴京為首都。
由此可知，中央政府的駐在地點，實為運河所決定。
自此以後，由于轉般法的采用，運河每年北運的幾百萬石的米，和為數甚大的其他物資，構成中央政權賴以支持的柱石。
不特如此，運河年年向北輸送的巨額物資，除用來支付汴京軍政各費外，其中一部分又再向北轉運往河北等地，以滿足因防禦外患而起的軍事上的需要；此外又有一小部分運往山東一帶，以作赈饑之用。
由此可見，運河與當朝立國的關系所以這樣密切，主要由于它軍事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連系起來，從而發生一種力量，使本朝帝國在當日國際鬥争的戰場上能夠長期站立得住。
然而到公相蔡京這裡，他直接來了一次大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