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熱火朝天的荒地屯墾，在京畿地區持續的進行，因為夥食供應比較好，還有一個臨時‘醫院’，确保了農民的醫療，農民們在屯墾的過程中積極性極高。

　　皇莊屯墾活動，迅速蔓延到了整個河北地區。
招募到的佃農、流民，迅速超過了20萬戶。
屯墾面積，也擴大到了600萬畝。

　　資金方面卻是十分寬裕，大明皇家銀行在京城的攬儲金額已經迅速突破到了800萬兩白銀。
其中有将近500萬兩，辦的都是五年長期存款。

　　這些資金很多都是那些官員的錢，貪污情況讓朱由校感到觸目驚心。
隻是暫時朱由校還沒辦法搞反腐，畢竟皇帝的位置還沒坐穩。

　　等位置坐穩了，反腐顯然很有錢途啊！

　　現在先養豬吧！

　　讓他們再肥一點，等時間到了，一并把他們宰了。

　　銀行發行的禮票倒是賺了不少錢，首先這些禮票讓銀行獲得了可以動用的資金，并且這些資金是不用給利息的。
同時兌換禮票收取3%的費用，一百兩禮票就能賺到3兩銀子。
僅僅半個月，大明皇家銀行兌換出去的禮票就達到了30多萬兩，銀行就賺到了将近1萬兩銀子了。

　　目前禮票是銀行唯一直接賺到錢的業務。

　　貸款方面的業務倒不是很熱門，首批隻貸出了13萬兩銀子，都是有資産抵押的。
這年頭的生意人，并不太願意欠别人錢。
而且銀行的貸款利率達到15%，盡管沒有高利貸那麼高，但也比較吓人了。

　　那些生意人，倘若不是走投無路，一般不會來大明皇家銀行借貸。

　　不過這并不要緊，皇莊投資就需要大量的資金，大明皇家銀行的資金有地方消化。
很快大明皇家銀行的資金再次追加了200萬兩，達到了500萬兩的規模。

　　如此龐大的資金，相當于朝廷半年的财政收入了。

　　大明皇家農業公司在開墾荒地之前，按照朱由校制定的投資規則，先進行成本估算和風險估算。

　　每畝成本投入超過0.5兩白銀才能開墾出來的，就屬于‘成本超标’範疇，先把開墾成本低于每畝0.5兩的土地開墾出來。

　　風險評估主要就是災害，在建成水利工程之後，如果依舊有較高受災風險的荒地，則不開墾，先開墾風險較低的土地。

　　反正荒地在北方多得是，估計後世的河北省範圍之内，荒地就超過兩千萬畝。

　　在可預測的受災風險方面倒是比較小，畢竟河北沒有什麼大河流，每年水患并不是太貧乏。
旱災、水災盡管有，但那是屬于不可預測範圍，不像黃河水患那樣屬于常例。

　　每畝耕地的開墾成本控制在0.5兩白銀以下，投資風險就比較小。
三年之後，大體就有1石糧食的收入。
1石糧食賣給糧行，就有0.7兩左右的利潤，而還款則是0.555兩白銀，每畝土地還有0.145兩白銀的利潤。
如果再給每戶佃農提供10兩白銀的無息貸款，三年之後攤入每畝，就是0.033的利息。
則意味着每畝土地在三年之後，能夠盈利0.112兩白銀。

　　加上無息貸款，相當于是每畝投入0.8兩白銀，500萬兩白銀可以開墾出625萬畝土地，三年之後産生的盈利為70萬兩白銀，加上農民償還的貸款187.5萬兩。
相當于有257.5萬兩的盈利。

　　三年過後，每年可以産生的盈利為145萬兩白銀。

　　如果算入天災等因素，那麼三年之中，257萬兩白銀足以抵抗天災方面的風險。

　　楊瑞國按照每石糧食售價0.7兩的價格算出這個結果後，朱由校看了比較滿意，相當于他每年可以免除91萬兩白銀的佃租和無息貸款，皇莊農民的抗風險能力就增強了，他們在受災的時候就不用繳納天賦，也不用急着歸還貸款。

　　就如何提高農民對天災的抗風險能力，從而不用朝廷赈濟，朱由校馬上想到了地瓜，也就是番薯。

　　30畝土地，每年隻需要拿出3畝，在春季種植地瓜，而且地瓜很抗旱，實在旱的不行的時候，隻要放一兩次水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就算剩下的25畝冬小麥顆粒無收，農民靠吃地瓜也能撐到來年。

　　後世地瓜畝産能到2000~3000公斤，這年頭就算是管理不善、品種不太好、施肥、殺蟲技術不行，畝産個500公斤總有吧！
3畝可以産出1500公斤，五口之家吃半年都吃不完，半年之後冬小麥就又能夠收獲了。

　　有了地瓜，就算是受災了，朝廷也不需要對皇莊赈災。

　　“紅薯？
地瓜？
番薯？
臣好像聽說過，在福建等地已有人種植，但北方卻是極少的。
”孫承宗聽朱由校問起紅薯，想了想回答道。

　　“這樣啊！
”朱由校感到一陣頭疼，這還要去福建引進呢？
可是種植技術方面，還需要摸索一段時間。

　　朱由校穿越前，小時候在農村倒是接觸過這玩意，但要說具體管理技術，他還真不太清楚。

　　不過就算是難，也要推廣啊！

　　北方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糧食不足，糧價都上騰到每石一兩銀子了。
有了紅薯，起碼老百姓不用被餓死。

　　清代的康乾盛世，不就是吃紅薯吃出來的嘛！

　　明末時期，實際上就已經在推廣紅薯了，一些官員甚至在農民軍鬧得最兇的陝西推廣過紅薯。

　　隻是本意是好的，但推廣手段太過粗暴，老百姓沒接觸過這玩意，突然要求他們種紅薯，結果幹脆反了。

　　推廣紅薯還鬧出民變，确實讓人感到尴尬，而且最後讓滿清撿了便宜。
清代對農民的收刮程度，比明代要高得太多了，但是清代之所以能夠維持，主要還是紅薯的功勞。

　　朱由校并不想讓老百姓窮得隻能靠紅薯度日，然而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到了一個特殊的危險時期，紅薯這玩意用來過渡卻是非常良好的選擇。

　　等度過了這個難關，再想辦法讓老百姓富起來。

　　就在朱由校為引進紅薯發愁的時候，徐光啟已經風塵仆仆的來到了京城，同樣也為朱由校解決了推廣紅薯的技術問題。